吴仁宝的“典型”人生

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只读过3年私塾的吴仁宝创造了一个乡村奇迹。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汽车、别墅、五星酒店、免费医疗、义务教育等勾勒了一个富足的生活现场，使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新农村等宏大命题变得触手可及。

最后的谢幕

3月18日，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的去世在当地引起了巨大震动。灵堂外的花圈蔓延了两三百米，每天前来吊唁的人群排成了长队。有开着奔驰、宝马来的，也有骑了半夜自行车来的。政府官员们的车停在村外的停车场，司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抽烟。周边花圈店的价格狂升，往常一个花圈只要两三百元，但在吴仁宝去世后第二天就涨到了1500元，隔天再度涨到2000元。

3月22日，吴仁宝的追悼会在村内民族宫举行。这是他生前来过最多的地方，每个上午他都会在这里为游客或考察团做报告。大厅内摆满了各级政要送来的花圈，胡锦涛、温家宝、俞正声、刘奇葆、李源潮、刘云山等中央领导的花圈摆在最前面。追悼会由江阴市长沈建主持。作为村级干部，吴仁宝葬礼的规格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1928年11月，吴仁宝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华墅乡吴家基。自1961年担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以来，他将一个穷困不堪的江南小村，建设为享誉海内的“天下第一村”。吴仁宝生前获奖无数，他领导的华西村风头强劲，无论政治风向如何变动，始终红旗不倒。吴仁宝的去世对于华西村多少有些突然。尽管已是80多岁的老人，但他一直精力充沛，没生过什么大病。3个多月前，他还亲自接待了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考察。不过从去年开始他的身体就开始明显衰弱。华西村副书记朱蕴海是他最后一年的普通话翻译。朱蕴海向我们回忆说，吴仁宝去年咳嗽得比较厉害，有时走十几步会感到呼吸困难，“有几次在为游客做报告的时候，他实在无法坚持下去，只好让我帮他讲完”。

1月6日，经过反复劝说，吴仁宝在村体检中心做了一次检查，发现肺癌已到晚期并发生了骨转移。吴仁宝认为春节前的事情太多，不肯去住院就医。一直到3月6日，他出现了昏迷状况才送去上海的医院，当日院方便下发了3次病危通知书。在此之前，吴仁宝一直在坚持工作。华西村旅游公司副总经理何苇向我们回忆，吴仁宝最后一次给他们开会，是在3月4日早上7点，那天讨论了即将出版的《华西月刊》3月号。他建议把2月份公司的经济数据加上去。

在上海的医院，吴仁宝抽取了胸腔积液。3月13日，应他本人意愿，家人将他送回华西村家中。回家后，吴仁宝的状况逐渐恶化。村民闻讯后，纷纷赶来探望。人太多了进不去，就在门外隔着窗户张望。3月18日下午，吴仁宝再度陷入昏迷。此时，家人全部陪在身边。弥留之际，吴仁宝还在打听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会议和换届选举结果。临终前，家人问他可有对亲人的话说。吴仁宝说，没什么特别的交代，希望家人努力工作，用小华西村带动大华西村的发展，实现华西村的百年梦。这也是他最后的遗言。

2003年，75岁的吴仁宝从华西村党委书记的职务上退位。由他提议，经选举，四子吴协恩接替了他的位置。但吴仁宝并没有离开工作，他有了一个新的职位——华西新市村党、村、企总办公室主任。除他之外，还有另外9名副主任。所谓“新市村”也是吴仁宝发明的诸多概念之一，与“新农村”相对应。吴仁宝并不满足于建设新农村，他要推动华西村的城市化，成为“华西市”。这个“新市村”就是“新农村”到城市的过渡阶段。

在吴仁宝看来，华西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建设水平已经不亚于城市了，目前差距在“软件”，也就是人的素质。而他退下来后的主要责任，就是推动村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完成华西的城市化。这个说起来拗口的“党、村、企总办公室”，也是个监督机构。他要求副主任们要深入群众，听取各种声音，监管村里与企业的各种事务。吴仁宝依旧会对经营团队提出各种建议，但在建议的前面他会加上“供参考”。

病倒前，吴仁宝依旧保持着几十年来的作息制度：清晨5点之前起床，吃过早餐到全村转一圈；6点半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开始到企业现场办公或接待来访者；10点赶到民族宫礼堂，闭目养神片刻后，在10点半开始为游客和考察团做报告；中午小憩后，下午准点开始工作；晚上19点雷打不动地看“新闻联播”，然后参加党委讨论会，每天都要忙到23点才能上床休息。他还像以往一样，在任何一个他觉得必要的时候——无论深夜还是凌晨——召开高层会议。会议室就在他的家里，距离卧室几步之遥。工作之外，吴仁宝没有任何个人娱乐，说得上嗜好的就是吸烟。

“接待”是吴仁宝最花时间的工作，每天都坚持做报告，最多时候一天要亲自接待6批客人。上至国家领袖、中央委员、省市领导，下到各地的村长、支书、村民、记者、游客。来参观、调研、学习、访问者络绎不绝。朱蕴海曾经问吴仁宝：“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他回答，很多人千里迢迢来华西，就是为看他本人，听他报告。哪怕一百人中有一两个人感动了，回去想努力干工作；一万人有一两人成功致富，他都认为值了。”朱蕴海说。

2011年7月2日，吴仁宝在走上报告台时不慎摔倒，全身多处挫伤骨折。两天后，他就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吴仁宝坐在上面，右手完全抬不起来，只能用勉强可动的左手点烟。他努力了好几次，依旧没有成功，最后不得不靠别人帮忙。朱蕴海说，当时很多人都流了泪。

吴仁宝退位后的10年，华西村企业发展更加迅速，年收入从2003年的60亿元增长到去年的500多亿元。并入了周边十几个村庄后，其面积也从0.96平方公里增长到35平方公里。在他去世前，江苏省委宣传部拍摄了一部以他为题材的同名电影，由尤勇主演，作为“十八大”献礼片。在片中，吴仁宝也出演了晚年的自己，他蹒跚而坚定地走在村庄里，巡视着奋斗一生的家园。

一路“典型”

吴仁宝与年轻社员边劳动边交谈（摄于1976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仁宝给时任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写了一封信，恳切希望上级对华西的试验不要多加干预。吴仁宝在信中说：“试验成功了，欢迎大家来总结经验；若是失败了，一个华西也塌不了天。”

那是吴仁宝“典型”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段日子，当时华西村正陷入一场“假典型”风波中。他发现“典型”不好当，每天都被放在聚光灯下审视，一不小心就可能从高台跌落，被时代吞没。

吴仁宝的“典型”之路是从“农业学大寨”开始的。1961年，33岁的吴仁宝担任着华墅人民公社（现华士镇）第十七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为了便于开展生产，他自作主张将十七大队一分为四，自己出任新成立的华西大队的支部书记。这便是今天华西村的建村之始。845亩地、667口人，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欠债1.5万元，这些是华西村的全部家底儿。

196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报道，将大寨树立为典型，号召全国农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吴仁宝从中看到了华西村的希望。当时的华西村，土墩洼地星罗棋布，村民缺吃少穿，穷得叮当响。吴仁宝制定了一个15年发展规划。他率领群众大干苦干，削高地、填低洼，平整土地，改道河流。只用了7年时间，吴仁宝带领华西人就把原来1300多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块，改造成400多块高产稳产的优质粮田。华西村后来的元老，都是当年铁姑娘先锋队和少年战斗队的主力。

1972年，华西村建成吨粮田，成为当年的“农业学大寨”样板村。从1968年起，《新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就开始对华西村进行连续报道。吴仁宝身先士卒，埋头苦干，在村民中树立了牢固的权威。在那些当年拍摄的照片上，他始终居于中心位置。

1975年吴仁宝用村里积累的资金盖了一座5层楼房，作为村幼儿园和小学的校址。当时周边江阴、常熟、张家港等县城都没有5层高的楼。几年后，吴仁宝的偶像陈永贵来华西考察，站在这座楼上曾说：“我们农民也能盖五层高的楼了。”

1973年吴仁宝当选中共“十大”代表，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1975年，吴仁宝去山西参加“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由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吴仁宝在主席台就座，他是政治典型，也是生产典型。

1976年经国家批准，华西大队成为国家的对外接待点，根据华西接待站《1976年接待工作的汇报》，来华西参观的省级领导有223批，地市级领导333批，县级领导1275批，县级以下的8000多批。此外还包括35个国家的外宾。

1978年后的中国社会迅速切换到了一个新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正在完成由大寨唯一模式，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多种责任制形式转变。农村发展的重心由山西昔阳转向了安徽凤阳，老典型们走下神坛，日子都不好过了。

1979年4月，一封《华西大队是假典型》的检举信转到了中纪委。6月，江苏纪委率队的联合调查组进驻华西大队。尽管事后调查还了吴仁宝一个清白，证明检举内容子虚乌有，但吴仁宝还是深受打击。随后，也就有了他给省长顾秀莲写信的一幕，他想给华西争取一个平稳的发展环境。

然而接下来的命运走势并没有让华西村从聚光灯下隐去，反而使其登上了更大的舞台。“文革”前，吴仁宝在“以粮为纲”的同时，看到农业并不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他便偷偷留下了一条“资本主义的尾巴”——建了粮食加工站和小五金作坊。当绝大多数中国农村还在为能否办厂争论不休的时候，华西村的家底已有100万元固定资产和100万元银行存款，此外还存了3年口粮。

吴仁宝抓住机会，迅速扩张，先后建起了纺织、钢铁、印染、塑料、建材等多家工厂。同时他将产业拉向纵深，形成循环经济。如炼钢产生的水渣供应华西水泥厂，炼钢粉尘被水一冲便成污泥，为此专门建了污泥球团厂，而球团与矿粉加在一起，又成为炼钢的原料。节约利用每一种资源，即便是挖湖也不例外，挖出来的好土烧砖，坏土筑路，湖可用来为工业生产蓄水，又是旅游上的新亮点，一举四得。如此一来，靠着逐年积累，华西的企业像母鸡孵小鸡一样，迅速繁殖生长。转身之间，又成为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民致富的典型。华西村的财富如同滚雪球一样，1亿、10亿、100亿、500亿，不断增长。

充足的积累，让吴仁宝可以放手开展村庄建设。农民们住上了村里配给的别墅，每个家庭都拥有汽车，村里建了公园、学校和五星级酒店。于是，在这个目标多元的时代，吴仁宝和他的华西村又被赋予了更多的典型性——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精神文明建设典型、共同富裕典型、“三个代表”典型、落实科学发展观典型、绿色经济典型。各类机构都能从华西村找到他们感兴趣的品质，并寻求推广与复制的可能。

而吴仁宝本人也是共产党所一直倡导的那类基层乡村干部：忠诚、谦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具有圣徒般的廉洁精神。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十几年来，听他报告的人数超过了2000万。

村官哲学

吴仁宝在华西村龙砂山上修建了一座世界公园，人造了一系列中外微缩景观，有法国的凯旋门、美国的白宫还有中国的长城。最引人注目的，是最高处山顶上的天安门，特意按照与实景1比5的比例而建。按照吴仁宝的解释，这体现了华西村在国家权力系统中的位置。因为村之上至少还有五级领导：乡镇、县、地市、省和中央。

吴仁宝并不讳言与政治的关系，他的一生经历了大跃进、自然灾害、“文革”、批林批孔、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大国崛起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他形成了自己的村官哲学。他谙熟各种政治词语，通过读报和电视新闻，就能把准政治脉搏，找到与中央精神一致的接口，然后把华西村牢牢插入相应的“卡槽”内。他懂得如何在一座政治大厦内给华西村找到一处扎实的地基，小心翼翼地探索发展的边界。

任何新的政策出台后，吴仁宝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明确华西村如何落实。在他退休前，中央提倡“三个代表”，吴仁宝当即组织创作三个剧本，歌颂“三个代表”。虽然他只是一个中国权力体系中不能再小的村长，但却是一个最懂政治、最如鱼得水的村长。

吴仁宝与老伴在自己家中  （摄于2009年8月）

吴仁宝认为自己摸索了30年，才搞清楚一个村级干部的自处之道。50年代他是“听”，上面说的都听。他坦陈自己在1958年“浮夸风”中虚报过产量，也是浮夸积极分子，别人报亩产万斤，他咬牙报了亩产3700斤。“自己假了还说人家假。后来毛主席召开七千人大会，到那时我才坚决纠正浮夸风。”

60年代是“顶”。“有领导来叫我怎么搞、怎么搞，我说我不听了，领导不满意，说吴仁宝是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独立王国。后来想想不对，明着顶是要吃亏的，我就想暗着顶。从此以后，不管哪个领导来指导什么，我都当面答应：谢谢领导关心。领导走了以后，不符合华西实际的绝不执行。”

70年代是“拼”。拼命大干社会主义，以粮为纲，旱田改水田，两熟改三熟。农民搞得辛辛苦苦还只是温饱，没有找到发展的路径。

吴仁宝总结自己这30年有三大缺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上面说的做，没说的不做，是教条主义；上面要求做的，但明明没有条件也去执行，完全为了给领导看，就是形式主义；不顾老百姓的反对，一意执行上面要求，就是官僚主义。

有一个时期，吴仁宝内心也充满了困惑，政治风向变动，作为最基层的单位应该怎么做？他后来说：“因为我过去搞的，当时看着是非常革命的，但过了数年以后回过头来看看又不太革命了；当时搞的看看不太革命的，但过了数年回过来看看又革命了。我就有点搞不清楚了。”以粮为纲的时代，种粮食最革命，搞农副产业不太革命，搞乡镇企业是反革命，办工厂就是资本主义。吴仁宝一面举着学大寨的红旗，一面偷偷摸摸搞小工厂，“走资本主义路线”。然而风云变幻，原先最拿不上台面的事情，后来又变成了先知先觉的先进典型。

吴仁宝在80年代开始“醒”了，找到了自己的应对之道。他总结出一句话就是“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不管上面怎么说，他都要根据华西村的实际情况去落实。如果有冲突，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形式主义对抗官僚主义”。不符合华西村实际情况的政策，他就表面应付，虚与委蛇，是为形式主义。吴仁宝说，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本来就是一对好搭档，官僚主义喜欢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又能满足官僚主义。

这种方法虽然无奈，但却行之有效，效率颇高。“所以我也不怕，为什么呢？他撤不了我，因为老百姓都拥护我，他怎么好处理我？他抓不住我的辫子，那只好手握吴仁宝独立王国。你说我独立王国就独立王国，说到底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农民能过上好日子。”吴仁宝后来说。

吴仁宝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系列的名词和概念来单独对应华西村的发展。中央讲“一国两制”，华西村讲“一村两制”；中央讲“实现小康”，华西村讲“实现中康”；邓小平讲“初级阶段”，华西村讲“中级阶段”。他如顺口溜一般，搞了一系列自己的标准，比如“三正”、“三平”、“三守”、“三不倒”。他始终把姿态放得很低，对任何级别的领导，他都解释这些是华西村的“土”办法，方便农民好理解、好操作。即使对来学习经验的其他村干部，他首先说的也是互相学习。

2010年初，我曾经在华西村采访吴仁宝。他结合华西村的发展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反思。他说：“我们新中国到现在，最大的失误就是一刀切，大家一个样。这是最不成功的。华西的成功，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国家讲抓大放小，我们讲抓大补小，国家不准搞大吃大喝，我们搞小吃小喝。小吃小喝是不能禁止的，如果说都禁止了，那不是讲空话么。”

他最怕的就是“模式”这个提法，一旦上升到“模式”，就会忽视各自的特殊性，做不到因地制宜。在任何时刻，吴仁宝都是“一刀切”政策最坚定的反对者。

另一方面，他又时刻保持着对上层政治动向的敏感性，政策学习是他主要负责的工作，在红头文件下发之前，他会通过网络寻找材料，组织各级干部学习讨论。这种学习绝不是走形式和过场，常常通宵达旦，时间太晚，就直接让大家在宾馆休息。

当出现矛盾时，吴仁宝懂得如何维护上级领导的权威。为什么领导总是正确的？为什么不按领导说的做也同样正确？他找到了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将基层与高层的矛盾消解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种农民式的狡黠。

吴仁宝生前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说：“我们认为不管哪一级领导，他讲的都是对的。领导讲的，我们已经做了的，就不要再重复去做。如果我们没有条件做的，也不要勉强去做。这就叫听领导的话。为什么领导讲的华西可以不做？那是因为领导不是只对华西一个单位讲的。我们不合适做，其他单位可以做。所以领导讲的还是对的。”

在基层任何工作，既要对得起农民，也要争取上级的支持。而在他之上，至少又有五级领导。吴仁宝终生都在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即“吃透两头”。对下，不断满足农民的要求，总是保持生活水平的领先；对上，他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但在官场上，吴仁宝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吴仁宝作为来自基层的重点培养对象，曾被提拔为江阴县委书记。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最高职务。然而他却很快出局了，在县人大代表的选举中，作为县委书记竟然不可思议地落选，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主要阻力，在于他的“三三三”措施：三分之一干部留守办公；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下乡劳动，接触群众。

反思之后，吴仁宝拒绝了去苏州地委任职的机会，要求返回华西村二次创业。吴仁宝明白，他不可能在仕途上实现他的理想。

“族长”的角色

每年春节，吴仁宝都会组织村民们吃顿饭，用自己的钱给所有人都发个红包，里面几百到1000元不等。1996年开始，每年端午节他都要村里举办规模盛大的“粽子宴”，请外来打工者一起吃饭，每次要摆上500多桌。第一次评上劳模后，吴仁宝把1000元奖金拿出来，请村里所有老人吃了一次长寿面。

在华西村，吴仁宝的影响力无处不在。“金塔”下面是他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幅合影，商店里出售各种关于他的书籍；“纪念馆”里循环播放着关于他各个时期的纪录片；村口立着他的著名格言：“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这句话是华西村的“朱子家训”。在电影《吴仁宝》的结尾，他亲自对“外国记者”又重复了一遍。

吴仁宝曾经说，他可以在10分钟内召集村民大会。村民告诉我，吴仁宝召集的会议，他们会提前半个小时赶到。

3月19日，数千名华西村村民前来悼念吴仁宝

吴仁宝的权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道德示范。在华西村，他如同圣人。很早之前，他就给自己立下了“三不”规矩：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奖金。他还住在70年代建的老房子里，这类房子村里已不多见，更没什么人住。各级政府给予他的奖励累计多达1.3亿元，而他分文未取，都留在村里作为教育基金。有人问他是不是在作秀，他回答说就是作秀，是做给干部看的。

吴仁宝始终重视村民之间的乡土关系，这也是华西村保持凝聚力的基础。华西村现在的当家人、小儿子吴协恩，幼年时曾被过继给华西村一孙姓丧子人家。孙家因为参加平整农田的建设，疏于照顾孩子，小孩不幸溺水而亡。吴仁宝便指定吴协恩去给孙家当儿子，并要他为孙家养老送终。吴协恩后来娶了孙家的女儿，他的儿子也姓了孙。

吴仁宝是这个村庄的族长，维持村庄的秩序。他牵头制定了“乡规村约”，维护传统的道德观念。他设立养老基金，每一名百岁老人的亲属都可以获得1万元的奖励。他建立农民公园，设有二十四孝亭。公园围绕“龙啸池”，建有花甲亭、古稀亭、喜耋亭、庆耄亭、期颐亭。华西人年届80寿，即在喜耋亭设宴庆祝。到期颐亭便戛然而止，必须从原路返回，寓意“返老还童”。他还创立了“孔孟节”和“诚信节”。每年5月，吴仁宝会带领村民在1比1仿建的孔庙内举行祭孔仪式。

与《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相似，吴仁宝也有着“硬挺”的腰杆。不同的是，白嘉轩还想依靠祠堂的权力对抗宗族组织的分崩离析，而吴仁宝则通过经济手段，通过设定所有制与分配方式，保存了乡土社会的繁荣与完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仁宝利用他的权威顶住了分田的压力，决定了华西村的发展道路——依旧坚持集体所有制。既没有分土地，也没有分村里资产和企业。他采用了跳跃式的发展路线，直接跃过了分散个体阶段，将农业生产从小农模式带入规模经营。他以集体经济来会聚资源，规避农民个体的薄弱与落后；他只能通过强制与苦行般的积累，来获得资本，因为创业之初，是不会有银行给农民提供贷款的。

在80年代，吴仁宝就通过向村民集资的方式，巧妙地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了合作股份制的新集体经济——集体控股、个人参股。这种所有制模式是吴仁宝的一大创新，它使每个村民都成为集体经济的股东，共担风险、共同致富。

村民收入也相应地分为工资、奖金和分红。工资、奖金多劳多得。年底分红是重头，其中20%用于分配，80%进入积累账户，转化为投资用于公司发展。这一方面使集体经济以极低的成本大量融资，获得大量发展资金而不需要去贷款；另一方面，使个人的利益与集体利益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人人都是股东，集体赚钱个人才有收益。

同时，集体经济负责了村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住房、汽车、医疗、教育和养老。这使村民在生活上也与集体形成了共同体。一旦他们离开村庄，不仅失去股份，也将失去所有的公共服务，包括他们的房子。吴仁宝允许村民私人经营企业，但不允许一家之内有“两种制度”。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不允许住着集体的房赚着自己的钱。

经济之外，吴仁宝还努力为大集体提供与时俱进的价值和观念。华西金塔的顶层有四尊金光闪闪的塑像，分别代表了“福、禄、寿、喜”。财神像上面写着：“市场经济的今天树立财神像，为的是让大家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公正、公平、合理、合法管理好家庭、企业和国家的财政。”

社会主义

“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这首《华西村歌》的词作者也是吴仁宝。算上标点138个字的歌词中，“社会主义”出现了7次，“社会主义定能富华西”重复了4次。

《华西村歌》写于1989年6月。起初歌词的最后一句是“社会主义定能战胜资本主义”，后来改为“社会主义定能富华西”。事实上，“社会主义定能富华西”这句话也成为村里各种宣传材料的主题。

吴仁宝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80年代，他在华西村推行“六爱教育”，即“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他在幸福园内树立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五大伟人的雕像。每年7月1日会在领袖像前举行纪念活动。他给四个儿子取名协东、协德、协平、协恩，据说也是寓意纪念几位领袖。他曾带领村干部去南京雨花台前宣誓，要把华西村建成亿元村。在吴协恩接班后，把宣誓的地点设在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吴仁宝甚至安排村民到北京进行政治学习，参观毛主席纪念堂。

不管华西村的生意做得有多大，他始终立场坚定。在这样一个信仰淡化的时代，他的行为显得有些突兀。

吴仁宝出身穷苦，父母都是贫农，上有一个姐姐，他是长子。他的母亲一共生了7个男孩，但只有两个儿子留在身边。一个儿子养不起送人了；一个儿子无钱治病8岁夭折；还有个儿子因为饥饿，去河里捞菱角被淹死了；另外两个儿子，刚刚出生后因无法养活，就直接按在马桶里溺死了。

解放后，吴仁宝是翻身农民的代表。他不仅分到了2.4亩土地，还在1954年担任了乡人民政府的财粮委员，同年加入了共产党。两年后他担任了乡第23高级社社长，开始了村官生涯。

他曾这样简略描述自己的人生：“1928年出生，11岁到寺全基看牛囡，然后到马镇湖塘里雇长工（做长工），还做过贩布、贩猪、卖小鸡的小生意。我的一生应该说都经历过了——解放前，日本人进村，杀了华西人；解放后，土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一直到新世纪。”吴仁宝的结论是：“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没有邓小平理论，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贫困中挣扎更长的时间。”

晚年吴仁宝还保持着穷苦生活的印记。他饮食简单，最喜欢吃鸡蛋，一天能吃8个。因为在他小时候，“鸡蛋是档次最高的补品，一个妇女生孩子，要吃鸡蛋。如果吃到一只鸡第一次生的二三十个鸡蛋，那你就吃了最高的补品了。我们干活，手割破了，吃一个鸡蛋”。

吴仁宝心中始终存在着朴素的报恩思想。华西村富裕后，他反对村民将功劳算在他身上。他在一次报告中说：“这一切靠谁？村里有人说是靠我，我批评了他。可是光批评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不断地向大家反复讲清楚：华西的一切，包括我吴仁宝的一切，都是靠共产党。要不是共产党，我吴仁宝的地位只会变一个字，旧社会是放牛‘娃’，如今胡子一大把，变成放牛‘翁’。”

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被他归结为人民是否幸福。而共产主义，在他看来就是全人类的幸福。他又将幸福定义为三个方面：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这三个方面都做到了，社会主义也就实现了。

华西村最初的面积只有0.96平方公里，恰好相当于中国面积的千万分之一。吴仁宝的理想，就是在这千万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上，按照他的“土标准”来率先实现他认识中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