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者忘禅林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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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驻台北特约记者 戴君天

人物简介:林谷芳,1950年生于台湾。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台湾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作品有《画禅》《落花寻僧去》等。

高人异相,说的大概就是林谷芳这种人。他常年一袭布衣,仙风道骨。看到他,仿佛不自觉就会放下心中重负,转而去感受生命、思考禅意。

“禅契合了我的生命性情”

据家中长辈们讲,6岁时,林谷芳就有了超脱同龄人的悟性,开始追寻、叩问死生大事。高一时,偶然间读到佛书,被深深触动,有所省悟,于是开始习禅。

《环球人物》:听说您6岁时因为看到一个男人的尸体,开始有感于生死。当时心里想到的是什么?

林谷芳:现在回忆起来,用大人的话来讲,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沉重。很混沌,但死生的议题从此在我心头占有最核心的位置。

《环球人物》:后来就开始习禅?

林谷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北其实是不乏修行人的,很多都是1949年从大陆过来的高人。我读的建国中学前面的植物园,传说就有一位武林高手。所以说,当时的氛围反而比现在更浓,能买到相关的书,能找到相关的人。

我从小学六年级起就学道家气功。后来在学校附近的牯岭街旧书摊偶然翻起一本佛书,里面有句话深深触动了我:“有起必有落、有生必有死,欲求无死,不如无生。”原来长生之术并非修行之道,既然你不想在生死中轮转,那就应该在生死的源头做一个“无生”的了断。所以就去习禅了。不过,在我习禅的历程中,有一点倒跟别人很不一样,我没有直接跟老师,而是到处去寺院、道场参访,渐渐地自己辟建出一个脉络,而这也是我后来写那么多禅书,别人看起来很不一样的原因。

《环球人物》:在禅、密、华严、天台等佛教宗派中,您独选择了禅,怎么看待佛教的这几种不同的派别?

林谷芳:佛之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正为应对八万四千众生,我习禅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它跟我生命的情性有契合之处。

禅与华严、天台、密宗等诸宗都不同,很适合性格干脆直接的人学,直捣黄龙、快刀斩乱麻,因为要你举慧剑直斩烦恼丝。我们世间许多的事物,都是在为问题找答案,但禅连问题都斩掉。这几十年间,我对各宗都有所了解,当年我学密宗时,全台湾学密宗的可能都不超过200人,可是我深深知道我不是那里的人,只要上师传法,传大家最喜欢的那种有形有相的法时,很奇怪,我就打盹。而当谈到有关心性的观照时,我的精神却又来了,所以当时密宗道场里一些人就为我取了一个绰号——达摩,说你跟我们真不投机。总之,我习禅主要还是跟自己的生命情性有关。

《环球人物》:在您读书的时代,禅在台湾是一门显学。如今呢?

林谷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中有几个是必须懂得的:一是禅,二是存在主义,三是心理分析。上世纪70年代中叶后,禅又回到不那么醒目的位置,一直到近来才有复兴的感觉。西方也一度兴禅,跟乔布斯有关。据说他在选择苹果手机机型时,从来没做过市场调研或策略分析,而是把几个不同设计放在禅房里,打坐,在最寂静的状态下睁开眼睛,哪一个顺眼就选哪一个,从来没有错过。正因如此,让许多人开始注意到禅所具有的那种与物感通的直观能力,就像明镜鉴物般,不需经过转换,直接映现。

“出名晚的好处是蓄积会厚一点”

18岁考入台湾大学人类学系,自那时起,林谷芳就游走于出世与入世间。他隐居修行过,数年、数十年不问世事;后来也会不时露脸,甚至一度积极入世,做过态度峥嵘的文化评论人;林谷芳还花了20多年的时间,乐此不疲地做着收集、编撰、抢救中国传统音乐这种阳春白雪的事。

《环球人物》:您大学期间放弃学业去修禅,一学就是20年,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林谷芳:因为当时整个身心都在里面,想要弄清楚生命的去来,弄清楚烦恼的根源,弄清楚解脱的大道。

《环球人物》:每次修禅与入世,时间的间隔都很长,这是一种自我的心灵修复和补给吗?

林谷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出来做文化工作,其实是因两岸来往加强,再加上台湾当时各种社会能量释放,风起云涌,我自然就跑得勤些。等做到一定程度以后,有个因缘,就又去创立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回到禅者的角色。这些当然都有因缘的外在对应,可内在的,是一个修行人生命轨迹的自然转换。

《环球人物》:上世纪90年代初,您的文化评论被誉为“无役不予”,所有的“战斗”您都参加了。那似乎是一段峥嵘的岁月?

林谷芳:台湾文化界台面上的人物几乎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崭露头角的,而我可能是这一辈文化人中最晚出的。晚出来的好处是蓄积会厚一点。但晚出也有个局限,可以说出身寒微,缺乏各种社会关系,几乎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美术、音乐、戏剧、舞蹈、评论,广义的文化场域几乎都可以看到我的身影,所以说“无役不予”,因为只有如此你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环球人物》:在印证学问的过程中,您是怎么开始对音乐感兴趣,并逐渐在艺术方面闯出一番天地的?

林谷芳:人是带着禀赋来到人间的,我们家到台湾四代,从我曾祖父开始就做苦力,我是整个大家族第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家没有任何背景,没有课本以外的书,可是从小我对这些东西就有一种直觉性的掌握,从诗词、绘画到佛学经典,这中间,音乐其实是我最晚接触的。

我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听到一个朋友吹《江干夜笛》这首曲子,笛声在峡谷中回荡,直接就触动了我,所以高一就去参加国乐社,也买了笛子,后来又去学琵琶。我买的第一张琵琶唱片,里面有一首曲子叫《月儿高》,引子的几个音出来,我的感觉就好像已经听了它好几辈子似的。然而,当时中国传统音乐的处境很糟,中学校庆时,各社团表演,一听国乐社上台,下面同学就开始发出嘘声。那时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年代,当时的情形也带给我很大的疑惑与震动。

《环球人物》:您去了大陆500多次,几乎走遍全中国,是什么在吸引您?

林谷芳:人们总从比较狭义的本土立场出发,认为上学时课本里讲的中国,好像离现时现地所发生的事情太远,但人本来就是历史的产物,本该在时间轴和空间轴上有其一定的生命延伸,如此,你才不会被当下的价值观和个人好恶所限。我就是秉持这样的观点,从这里切入,去真正了解一个实在的中国。在这种虚与实之间的参照中,对自己所处的文化也就会有更深的了解。

不能以禅为学、以禅为趣、以禅为美

作为一名有性格有才情的文化人,林谷芳在台湾名噪一时。但终究,他还是在2000年后淡出评论界,成了一位禅者。而他的禅又是超脱于禅本身的,对艺术、文化、社会多有关怀,以禅的眼光参诗、解画,甚至分析红男绿女。

《环球人物》:您是怎么把艺术和禅统一起来的?

林谷芳:如果近距离跟我接触,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禅家,每天要打坐、锻炼。我写的第一本禅书《禅——两刃相交》,以剑客对决比喻参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这个禅家的个性反而是比较凛冽、冷峻的,所以我在很多的阐述中都说,不能以禅为学、以禅为趣、以禅为美。

《环球人物》:为什么?

林谷芳:用佛家的术语讲,禅就是要打破你的无始无明、俱生我执。所以它是很严厉的,你不能把它当艺术。不过一旦你这个人在禅有所悟时,你却又能接于诸事。举个例子,假设我是一个经济学家,可能就不懂文学;我是一个文学家,可能就不懂经济;诸如此类。你自己被后天的概念给设限,而禅就让你打破这局限,庄子也讲过“至人之用心若镜”,你的心就像镜体一样能够照见万物。禅宗讲“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胡人来就现胡人的样子,汉人来就现汉人的样子,它能够映现万物,却又不为万物所染,它既有主体,又能够接于诸事,禅宗的修行就是要让你的生命变成这样,到这时候,你当然又可以为趣、又可以为美、又可以为学。所以说,我谈那么多的禅艺术,一方面是因我的背景跟艺术有关,一方面对禅有所会得者也就涉于诸事。

《环球人物》:作为一个禅者,反而要超脱于禅,具体应该怎么去做?

林谷芳:先讲一个故事,禅门中以谈公案著称,日本人称作禅宗第一书的《碧岩录》,作者是宋代的圆悟克勤。他有次问老师法演禅师:我在禅的修行上,还有什么是不够的?病在哪里?法演直接回答他说:“病在禅太多。”他指的是,当你对一个东西执着以后,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你执着于圣,圣也是魔,所以一个禅者最后如果整天禅头禅尾的,禅也会变成你生命的负荷、生命的枷锁。正因连禅最后都得放下,所以我的号才叫“忘禅”。

《环球人物》:琴棋书画诗酒茶,您曾说这些文雅的事如果没有生命的修行,就只是玩物丧志。对大多数人来说,难的是如何灌注那种生命的修行?

林谷芳:生命的修行很重要的是不要变成标签,不要变成符号,不要变成张扬的东西。很多东西只要你如实进入,外行也会逐渐变成内行,原来只是为了附庸一点风雅,最后也会进入你的生活,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我之所以说不修行就变成玩物丧志,是因目前有太多人意在张扬,我会琴、我会茶,表示我有气质。因为有这样的动机,这里面就都是符号,跟生命就没有直接的连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