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放弃一切毅然回国,让所有人震惊


施一公,1967年出生在河南郑州小郭庄。1984年毕业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并获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河南省第一名),保送至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施一公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

清华园里的施一公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

199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他成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施一公的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他们有一对龙凤胎儿女。

2008年,美国着名的马里兰州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向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美藉华人施一公颁发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资助。当时,从事细胞研究的施一公,在癌症治疗的研究上开展了一条新的研究路线。他的实验室占据了整个大楼的一整层,并获得每年二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但让美国人震惊的是,加入美国国藉、在美国居住18年之久的施一公,宣布放弃在美国拥有的一切,返回中国继续进行科学研究。

为此,他回绝了美国人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职务。

施一公回国后,任职北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现在,他已成为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副校长。

而最近,他干了一件大事!12月10日,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西湖大学”)在杭州举行成立大会,西湖大学以博士研究生培养为起点,开创了民间筹资建校的先河。筹建人就是以施一公为首的顶尖教授们。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通过视频祝贺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他在致辞中表示:假如我年轻的话,我一定会加入他们的队伍。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民办的、含理工生命等多个学科的小型、综合性、剑指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副校长、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长施一公说:“她寄托着社会各界的厚望,承载着一代人的梦想。”

施一公先生到底有多牛?很多人其实没有太过直观的印象。

通过Scopus数据库分析一下施一公的主要论著,发现施一公先生这些年来总共发表了167篇重量级论文,而其中发表在《Nature》、《Science》、《Cell》、《PNAS》和《Nature子刊》等全球最顶尖期刊上的顶尖论文就高达76篇。(青塔)

施一公先生2008年全职回国后,以清华大学为第一单位发表的论文就高达60篇。

(图片来源:青塔)

他的回国预示了中国科技势必崛起!

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是拥有强大且众多的高科技人才。而对待科技人才丰厚待遇也成了重大获利点。而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因为贫穷,流失了一大批科学家,这才使得国家的科研能力目前与美国还有着较大的差距。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出于国家利益和战时需求,美国依靠以“阿尔索斯”命名的美军侦察部队,通过强制和非强制手段,把战败国德国、意大利的几千名科学家工程师带到了美国,迅速集聚了急需的原子物理学、核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军工领域的专家。这些人才对美国二战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连续修订、出台了《美国竞争力法案》、《加强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学及数学教育法案》等一系列有关国家未来科技人才发展规划的重要法案及政策,整体反映出美国政府的人才战略和强烈的忧患意识。

如今,中国的科技虽然取得了重大发展,与美国却依然有不小差距。当务之急是要解决顶级科技人才问题。要向美国学习,吸收全球顶尖人才。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科技上真正渐渐拉小这些差距,真是有了像施一公这样的人才,不惜放弃自我的无限前途和个人梦想,而只为在世界的任何舞台都看到五星红旗在飘扬!

这些默默付出心血的科技人才,像屠呦呦、李四光、周培源、施一公、等等,相对于明星艺人,这些人更值得获得认同的地位和掌声!

我们欠这些科学家一个由衷的鞠躬!

施一公演讲:不应该鼓励科学家创业!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的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

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科学家是否适合创业?

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包括相当资深的科学家,开始进入创业的行列。有人就问:科学家创业的风口是不是已经来了?

高科技创业离不开人,其中重要的主体是科学家。如何看待科学家创业?是不是中国已经到了技术的爆发点?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分析。有些行业的科学技术可能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点,而有些则正在酝酿过程当中,甚至还有一些远未成熟,所以从总体上很难笼统地说中国是否到了一个技术的爆发点。

什么样的科学家创业者会受到投资者关注?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年轻科学家,拥有比较独创而先进的技术,他们富有激情,极其渴望将自己的发明转化,他们意志坚定,百折不挠,具有极强的执行力、适应性与灵活性。还有一类是资深科学家,具备企业家精神。他们有远见、愿景清晰,对科学的认识兼具深度与广度,并且有鼓动性与号召力、组织力,善于沟通协调。

但是,成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他们都需要组建懂得企业经营和市场拓展的团队,最好拥有可能建立市场壁垒的技术。有时候一个在科学领域已经很成功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成功反而会变成包袱,因为这样的人创业往往缺乏必须的冒险精神。

一个科学的工作最终变成一个产品甚至商品,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但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大学教师们往往敝帚自珍,看重自己的技术,但对于真正实现商业化过程中所经历的汗水和泪水并不清楚。这里面有投资人的贡献、经营管理者的贡献、企业科学家工程师的贡献、法律财务后勤人员的贡献,等等。因此,科学家创业要有一种心态,其出发点应该是怎样将自己的科研技术推向转化应用,也就是将自己的科研提高到另一个境界。

任何一个高科技创业,从创意到技术到样品再到产品和市场,是相当长的过程。中国当前缺乏的是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到样品这一段的投资。基础研究有国家科研基金投入,到了样品阶段风险资本才敢进来,但两者中间的阶段,是一个空挡,需要有资本投入,进行孵化,后面的成功率会高很多。其实这并不需要太多的钱,希望得到高校、地方政府、私人基金会等资源的支持,会孕育很多可能性。

科学家创业要真的有激情,要有巨大的投入,还要充分估计高科技创业的风险和难度,而且找到合适的团队非常重要,要懂得与大家一起创业分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