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嫌市长工资低，辞职捡了80亿的破烂，最后全部捐给国家！

樊建川，江湖人称“舵爷”，他自诩“馆奴”。他用“袍哥”情义和家国情怀，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民族历史丰碑。在樊建川的口述自传《大馆奴》里，陈丹青写下这样一段话：“建川，你要是生在民国，你的造就肯定会更大，你肯定上战场，当将军。哎呀，不过你生在这个时代，也做了一件大事。

王小波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他是一个有趣的人。因为嫌弃市长的工资太低，他辞职去成都打工，好不容易靠做房地产成为富翁，他又为了一堆“破烂”尽散亿万家财，进入最烂、难挣钱的行业。

他花光所有积蓄，以一己之力，为国人力挽逝去的历史，发愿要用毕生去修建100座博物馆。在50岁时他立下遗嘱，将价值80亿的博物馆全部捐给国家，将自己捐献给博物馆。

他是樊建川，江湖人称“舵爷”，他自诩“馆奴”。他用“袍哥”情义和家国情怀，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民族历史丰碑。在樊建川的口述自传《大馆奴》里，陈丹青写下这样一段话：“建川，你要是生在民国，你的造就肯定会更大，你肯定上战场，当将军。哎呀，不过你生在这个时代，也做了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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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市长，修过住房，进过中国富豪榜

却最终成为捡“破烂王”

樊建川当过知青、参过军，全国高考恢复后，他从80个人中脱颖而出，考上了西安政治学院，随后毕业进入重庆三医大任教。

在重庆三医大教书一教就是8年。当个大学老师，让多少人羡慕，樊建川却不喜欢，“我都看得见自己是怎么老的了。”

1988年，樊建川通过争取机会，转业到宜宾市地委政策研究室。他在宜宾工作了五年，仕途顺利，34岁就当上了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但樊建川还不满意，他觉得公务员收入太低，自己当个市长月入不过200余元，刚刚够养家糊口，根本支撑不了自己的抱负。

在即将升任市长之际，樊建川却决定辞职下海，到更大的城市成都去闯荡。市长辞职在当时反响很大，宜宾日报1993年6月有篇文章《市长辞职众说纷纭》，有人觉得他傻，有人觉得他辞掉市长很有魄力。

到了成都，樊建川误打误撞进入房地产行业，最初他在一家港资房地产企业做办公室主任，一年后他和几个朋友凑了100多万元，办起“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还从银行贷了1000多万元巨款买地修房子。

熬了大半年，修的房子却只靠关系卖了一户，樊建川和几个朋友都傻了。但很快国务院召开第三次房改方案，要求单位不再提供福利房，房子将以商品房为主导。成都双流机场需要一个完整的员工小区，正好樊建川的房子适合，被动的樊建川终于等到了机会，挖到了第一桶金。

其他开发商为节省成本，通常会偷偷拿掉30%安全系数建设支出，但樊建川他们老实，不但不拿，还搞了个建筑公司，自己控制人员亲自建房，绝不偷工减料。汶川地震的时候，他建设的小区没有一间房子倒塌，老百姓打着横幅感谢他。

樊建川开玩笑道：“如果当官的话，可能被纪委抓了。如果继续经商，跟官员有勾结的话，也被抓了。”凭着经商的天赋和诚信，樊建川用了8年把企业做进了四川省前10名，成为都江堰城区最大的开发商。2001年他个人资产最高达到30亿元，成为当时中国富豪榜前200名。

有钱的樊建川并没有膨胀。“以前洗澡，就一块肥皂。后来日子好了，上升到药皂，最后发展到香皂，一直用到现在。”对于樊建川而言，财富这东西，说白了不过就是“从肥皂到药皂再到香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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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全部积蓄投给博物馆

10个亿换来800多万件文物

樊建川最爱穿军绿色的夹克，即便出席商界大佬云集的场所。大老板们抽雪茄，他也理直气壮地抽着五块一包的白沙。他说自己不懂红酒，就喜欢白酒一口闷。他离老板圈越来越远，老板们也嫌他“品位”低，都避着他。

别人的收藏多是风花雪月，樊建川却总是爱那些粗粝的东西。他收藏了很多“文革”遗书，其中一份上世纪70年代的遗书，上面还有很多黄色的痕迹，樊建川看完了才发现那是尸水的痕迹。 

樊建川最大的一件藏品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日军碉堡，在天津发现，重达30吨。碉堡太大，为了把它运到四川，车子在运输途中被禁运，不得不原路返回，在天津大卸19块后又重上路，一路耗资数万元。

收藏的意识是受父亲经历影响，“想知道文革父亲被‘批斗’的原因，每天收集小报和传单。”而真正开始“捡破烂”式的收藏，是因为樊建川的军人情结，想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纪念抗战战士。

谁也没想到，收了几十年“破烂”的樊建川，竟然要为这些“破烂”建一个博物馆。他甚至卖掉了成都的办公楼、加油站和铺面，把十几年做房地产赚的钱全都投进去了。“10亿元投资，光利息一年就是七千万元。”

2005年8月，“建川博物馆聚落”在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悄然开馆。占地达到500亩，是一般省立博物馆占地面积的10倍。为了找到这么大面积的地方，樊建川考察了北京、上海和重庆多个地方，却没有地方政府同意将土地批给他，都认为他是借着博物馆圈地搞房地产开发，最后只有偏僻的大邑县相信了樊建川。

“建川博物馆聚落”包括抗日战争、红色年代、民俗、地震4个系列，25个博物馆、2个主题广场。在开馆那天，因为没得到国家的批准，樊建川最终只能打了个写着“建川博物馆征求群众意见试营业”的横幅，在悄无声息中开了馆。这是个很重要的日子，“抗战胜利60周年，我怎么都得搏一下，也算是一种表态。”数十年心血全部倾注于此，他容不得一点闪失。

结果，那天来了五万人，把他吓了一跳。抗战、地震、知青……建馆牵涉诸多敏感问题，记录国民党抗战事迹的正面抗战馆，审核22次才通过，樊建川说：“最后是刘云山签了字，我把复印件都留起了。”

樊建川收藏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手写资料30吨、书信40万封、日记一万五到两万本、像章上百万枚……800余万件藏品，每件藏品都是樊建川亲自经手，其中经鉴定的国家一级文物有153件，在博物馆中展示的不过百分之一。让樊建川苦恼的是，文物太多，库房没法登记。

他从富豪榜名单上跌出1000名开外，樊建川却戏称：“我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产商，不相信？我有一万多张老地契。有明代颁发的，有清代颁发的，有民国颁发的，有汉奸政府颁发的，有新中国颁发的。买地哪有买地契愉快哟！”

樊建川心里很清楚，博物馆做出来一定赔钱。但他转头又想：“四川有2000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什么，收藏战争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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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烂行业到估值80亿

在反对声中做历史的“敲钟人”

在博物馆开建之时，樊建川许多朋友来看过。张跃和王健林都表示理解，只有刘永好关心的提醒他，“这个东西你做不成，你的企业、你的人，都会被这个梦想彻底拖垮。”

有人和刘永好一样不理解，“收藏这些东西干啥？这是政府干的活儿。”有时，樊建川也自问，是不是大脑出问题了？身为同行的马未都曾造访博物馆，称樊建川的仓库为“证据库”，并欣然题词：证据的力量。

最难的时候，樊建川彻夜失眠，围着壮士广场一圈又一圈地走。“你再困难，困难得过狼牙山五壮士，困难得过赵一曼、杨靖宇？”这样想后心里慢慢疏通了，再接着干。

樊建川钦佩王铭章，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几米高的字，上面是王铭章临死前的遗言：“你们快撤，老子死在这里很愉快！”樊建川总觉得自己和王铭章有种身份上的亲切感：都是川人，都是军人，也都是有钱人。

“我常常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人中的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也需要每个人都承担。” 樊建川说，“建博物馆、收藏文物是为了记录和还原历史，但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让每个人的心灵都直面民族创伤，让战争的记忆成为民族的思想资源。”

2000年，日本老兵东史郎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他的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虐杀中国人的情况，却被桥本光治以“不实”、“毁损名誉”为由告上法庭，说根本不存在东史郎所说的杀中国人的那个池塘。而樊建川第一时间从藏品中找出了民国时期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这幅图就证明了东史郎日记中记载的池塘确实存在。

一位援华美国老兵，在看了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后非常激动。走进专门介绍美军援华的飞虎奇兵馆，他嚎啕大哭。轮椅上的美国老兵90岁了，泪腺早已萎缩，那种没有眼泪的干嚎让樊建川心里颤抖。美国老兵还坐在轮椅上，给樊建川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以色列驻华大使也在进馆参观后，为樊建川写下一段话：“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他留住了一个民族的苦难。”

那段沉重的历史有了血肉。每年100多万人次进来，几乎都是流着泪离开。“江湖义士，殚精竭虑，敲钟不已，只为守护一个健忘民族的集体记忆！”樊建川说，“我觉得13亿中国人，有12.5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的生活，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牺牲。”他愿意去做那个敲钟人。 

▲在中国壮士群塑广场揭幕时，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抱着父亲的塑像痛哭：“爸爸，我抱您了！”

一转眼办馆十二年，樊建川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没有落得一败涂地，反而成为国内少数几个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办博物馆的范本之一，刘永好的担忧没有成为现实。

“建川博物馆聚落”一天的运营费用在十万元左右。而低廉的门票价格，连补贴馆内每日水电费用都不够。作为曾经的生意人，樊建川想出了一套维持博物馆生计的模式。除了房地产，他开始“卖”博物馆，这成为建川博物馆聚落目前主要的盈利模式。

如今“建川博物馆聚落”实现了每年近2000万元的收入，“我们现在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提供商。”有投资人给“建川博物馆聚落”整体估值，给出了80亿的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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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100个博物馆再暴毙

把自己捐给博物馆，把博物馆捐给国家

“樊哈儿”是樊建川给自己贴的标签。“哈儿”，四川话里就是傻子的意思。

外人觉得樊建川“傻”，选择了一份“不靠谱”的职业，还把自己所有的积蓄搭上去。但樊建川说：“今天的自己，比当初身为官员的樊建川，身为企业家的樊建川，都更有话语权。”他甚至为此，放弃了两次重返官场的机会。

这几年，樊建川越发感到时间的急迫，他说，大概是中年危机，总是担忧死期将至，事情却没有完成。

十二年前，樊建川提出要建30个博物馆，这是他自己想象力和财力的极限。“结果还没死就实现了。”现在他把目标提高到了100座，他最想建的是一座新中国60年纪念馆——像一座通天塔直冲云霄，60层的高度能把天捅破；每一层代表建国60年中的一年，每一层都播放着那一年最有代表性的曲目。

樊建川哈哈大笑，他预感自己会暴毙，“这个馆真建好了，让我马上死都可以。”

2007年12月，樊建川在成都公证了一份遗赠，他在遗赠中指出，去世之后，他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就归政府了。他说：“以前很怕死，怕死后博物馆没人照料，这天之后，突然一身轻松。”但六年后，他又写了一个捐赠补充，提的条件并不苛刻。

一、请继续执行建川博物馆“忠礼勤信”之企业理念以及相关规定制度；

二、博物馆已经完成的展览陈列不要做大的根本的改动，尽量保持固有之风貌；

三、博物馆之馆藏文物不能出手或转让赠予他人；

四、善待博物馆现有全体员工，使他们能干到退休；

五、政府作为控股大股东，应尊重和保障其他股东的权益；

六、现有管理团队熟悉情况，工作刻苦。应该依仗他们继续工作，在人事交换中，希望能长期延续和传承建川博物馆长期形成的民间博物馆优势。

他只是担心不在他手上之后，“川博物馆聚落”的性质会变，希望它能像都江堰、武侯祠和杜甫草堂一样，在一届又一届的政府管理和支持之下，长期存在下去，使其文化作用长期警世。

▲手印广场一排排玻璃上已印有4000多名抗战将领或老兵的鲜红手印，为取这些手印，樊建川跑遍全国，甚至多次跑入太平间。

关于遗赠计划，妻子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理解了樊建川的苦心，但另一份遗嘱却坚决不肯签字。这份遗嘱里，樊建川希望把遗体捐赠给重庆三医大，并希望用自己的皮绷一面军鼓放在博物馆里。“游客敲一曲，1000块钱，叫鼓舞。我就出现在声控电视墙上给游客唱首歌，我死了还能给博物馆继续做贡献。”樊建川还告诉女儿：“我死了，你参观博物馆要自个儿买票。”

虽然没有说服妻子，樊建川却坚持每天用手在身上拍打。“医生说这样有助于皮肤和脂肪分离，还提醒我注意不要生疮。”多少人看不开的生前身后事，他说起来轻松得像在说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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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中国商人的袍哥精神和家国情怀

三教九流，来者不拒，博物馆似乎已成另一个熙熙攘攘的码头。樊建川说，自己是金沙江边长大的野孩子。小时候跟别人打架，父亲抄着手看，打赢了，给他倒白酒。

“袍哥人家嘛，讲情义”，樊建川是个重情义的人。二十多年前和他一起创业的八个人里，到今天还有六个留在他身边打拼。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樊建川的江湖义气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

他看重“精神能量”，偶尔也会有点苦恼，到底这种“袍哥情义”，对自己开展工作好不好？在江湖情义在冷酷的商业世界中，很容易在“排座次、分金银、论荣辱”的企业内部剑拔弩张，出现“哥们式合伙，仇人般散伙”的聚散。

樊建川所代表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中国商人，他们穿梭于时代舞台，时而扮演着弄潮的英雄，时而又沦为潮退后的罪人，如草根蜉蝣般位于江湖之远，又像救世英雄般起于庙堂之高。等候他们的，是纭纭众生对他们的颂扬、鄙夷、质问、攻歼和膜拜。

显然，樊建川是值得歌颂的。他简衣素鞋，粗茶淡饭，为了保留一个民族的记忆，舍弃财富、名誉和生死，将这种家国情怀和中国商人的道义精神声名远播。正如诗人流沙河的评价：“他办博物馆立志救世，‘为人太多，自为太少’。”樊建川是那个拾起火把的人，愿世上还有千千万万个樊建川。

本文系创业派（ID：icypai）原创文章，作者：于须卿